楚词

  之前写了一半的大概是二战时期的米耀，
也许还有后续

   一个人走在城市的街上总会不自觉地去想。看着从自己身边走过的人群，去想如同陌生大海一样漂泊的未来，去想被海浪一次又一次拍打在岸上无限循环的过去。
傍晚的风从我身边滑过去，踩在脚下的是淡黄色的阳光。赶向我不知道的远方去，也许是地球另一个尽头的东方。我拖着勉强可以站住的右腿，一点点在街头走着。是洛杉矶初夏的傍晚。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脑海里走出来，在这个傍晚街头站在我面前的人。
1933年，是王耀和他家的中国菜餐馆来到洛杉矶的那一年。他祖上是晚清来金山淘金的那一批中国人，也是我见过汉语最流利的人却生在美国的人。我们在同一所高中，怎样混熟的我也不曾记得了。只记得学校操场上的傍晚，他拿着我放在家里落了灰的吉他，大声唱着我听不懂的语言。
我记得他有黑色柔软的长发搭在肩上，琥珀一样杏仁眼睛在阳光下被照成透明。
我们一起打碎过邻居家的玻璃，偷爬进关了门的图书馆里找书看。在放着爵士乐的酒吧里跳舞跳到深夜。不理会我们父母的教训。一起跳直到累趴在床上，我身上尽是他的味道和酒味混在一起。我对他大声的说要成为另一个弗雷德·阿斯泰尔。

“好好我的弗雷德，请先把你肚子上的肉消失在我眼前。”他这么说。

那些过去的片段似乎在空中散落，又模糊地重叠在一起，在我脑海中不断闪现，走着模糊的边缘。因为腿的原因我走不快，人群在不断靠近我又远离我。
他过分地爱大洋那一边的大陆，他常看那些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印有一个个方块字的书。他一句句地读，顺口地如同他天生属于这语言。也许他确实天生属于这语言。在安静的灭了灯的房间里用月光读，在做完爱的床边读。

另一张远在大洋另一边的脸也从这模糊的片段里清楚起来。我有点想笑，是那个有着看起来假的不正常的紫色眼睛的大鼻子。伊万·布拉金斯基，是那个时候我打架的陪练的对象。我想我们能在战争中活下来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总是跟在耀的后面，把酒吧的下午变成三个人。有着想要和他结婚的漂亮的表妹。他们也许很久前就认识了。在刚刚脱离经济危机之后的洛杉矶小酒吧下午。只有这样的三个人在笑。也许我们都没有感到谁可以消失谁可以存在，都在记忆中模糊又清楚。没人可以抓住。

布拉金斯基也许是喜欢耀的，我一度怀疑过他们也许做过爱，在相同安静的下午。我难以忘记，布拉金斯基看他的眼神，是布拉金斯基那个妹妹从没有的到过的温柔。在王耀离开我们的前一年，在一个所有人都烂醉如泥的派对结束后。我搂着已经醉地看不清路的耀扶他回家。街头是微弱的光，空气好像不再流动。他喊了耀的名字。我回头看见站在黑暗的边缘，他凝视着我们。

我突然觉得，我们之间也许是我赢了。

1937年，日 本全面侵 华，但是那个时候战争离我还太远，像还存在书里。他悄无声息地回到了中国参战。没有向我们道别，只是让人送了两本中国诗集和信给我们，那些书被拜托的人不知道放在哪个角落里。所以我们至今不知道他写了什么。

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洛杉矶的街头似乎更空了，我和布拉金斯基的关系也在恶化。没有人会来调解我们，两年内没有一封来信，中国大陆上节节败退。我总是很烦躁，我生气他的不辞而别和冒险。这样的战争太艰险，他的生命像夜晚的萤火，即将消失在黑暗之中。
布拉金斯基那时候却很平静。我无法忍受他那种无所事事的态度。我们之间又不断地打起来了，那似乎也成了我们消耗时间的做法。直到我们终于厌烦，他又一次平静地坐在地上，我们互相望着对方布满我们给予的伤痕，是空荡荡的洛杉矶傍晚。

“他原本属于那里。”布拉金斯基平静的说，“我们没法剥夺他守护那里的义务。难道你还不了解他吗。”

那时我说不出话了。我们之后也不再见面就打架了，来往也越来越少了。只有偶尔在路边擦肩而过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回头。生活突然变得像早晨吃剩了的三明治，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1939年，伊万·布拉金斯基回到苏联，做了和王耀一样的决定。我则继续我的学业，和洛杉矶无人的傍晚街头在一起。德国人的战火蔓延了大半个欧洲。大洋另一头的岛国虎视眈眈。但是战争好像还是很远，远地只存在于报纸和新闻上。
我似乎觉得人生就要这样平淡地过了，没有几年，耀和布拉金斯基都会回来。重新回到三个人疯狂的时光。我也许会和耀在一起，一直在一起。该做什么还要做什么，生活平淡无奇，我像木偶一样重复自己的生活。也许也像木偶在待售的商店里，等待谁来。
1941年的冬天，我在姐姐艾米丽的家里等着父母来接我回家，坐在窗户边看着外面街道，街头来往的人群和地上的影子。始终没人来，我麻木的发着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在哪。
直到艾米丽摇摇晃晃地走到我面前，两眼呆滞地向我宣布，珍珠港被偷袭了。
所有美国人的生活突然被打乱。高层政界陷入短暂的慌乱，接二连三的失败笼罩了美国。那位伟大的领导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了局面。我很恍惚，这一切好像与我有关又与我无关。在战争刚开始，我拒绝了母亲要我们离开洛杉矶的要求。
我还是没有摆脱我们三个也许注定前往战争的命运。1942年，中途岛那一战之后我加入了海军陆战队，那时候我24岁，在整个队伍算年纪大的。最初的训练对我来说不算什么，适应了这样的生活的我甚至认为战争也不算什么。但很快我迎来了我也许永生难忘的记忆。上尉先生交给我几个只有十几岁的男孩子，要求我照顾好他们。在此之前我从未照顾过谁，更何况是在战争之中。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从日本人手里夺走瓜岛的任务。
在这样一个充满潮湿，高温，蚊虫和一切令人不快的热带岛上，没有什么值得人去怀念的回忆。刚到岛上就遇到了日本人不要命似的攻击。那凶狠的攻击是书本和电影上从来没有的。不知道下一秒钟日本人的子弹就会划过你的脸。我们在各种地势下狙击防御，这样的攻击数不胜数。四周散发着火药的硝烟味和尸体血腥的味道。
我有些诡异地就这样顺理成章接受了眼前的火光和血腥味，还有遍地的被炮火毁坏的尸体。
也许因为我一直在队伍的后面，也许已经麻木，但那些东西似乎一直在我之外。我的同伴们在前方抵挡着攻击，我却一直恍惚。
所幸我们还算成功的夺回了机场，很快它被命名为亨德森机场。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命令我所在的队伍守护亨德森机场。日本人的舰队在岸边不断在向机场炮击，我们守在机场附近，看着一架架飞机从机场起飞，飞过这个岛屿独属的天空。然后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几架飞机。炮火声不断轰鸣，战争就在我身边。
战争局势在我们的不断狙击下悄然改变，日本人向我们发起了不要命的攻击。最后的那一次，日本人疯狂地顶着我们的炮火冲过来，向我们的阵地扔手榴弹和放毒气，怎样疯狂的招数都用尽了。枪管热地烫手。最后他们划开铁丝网，朝我亮开了雪白的刀锋。
这样整日整夜的战斗消耗了我最后的精力。日本人的刀就在我眼前挥动，我有些恍惚。耀坐在床边低声地读着那些异国文字的脸突然显现。我条件反应地用军刀勉强挡住了日本人的攻击。那个被上士托付给我的男孩萨姆，被厮打在一起的人群绊倒了。我很急，用身体去护住他，而那个时候我完全想不到其他任何东西。
我的身体被划破了，血液飞溅出来。沾到我嘴里。一种令人难以辨别的味道。
队伍里的史密斯上尉，正巧刚才在我身边。我一边尽量保护着萨姆一边重复同样的动作，战斗让我筋疲力尽，日本人依然叽哩哇啦的喊叫这冲上来。但是我太累了。
也许就这样吧，我那时这样想。
我摔倒在地上，又挣扎着爬起来。萨姆躲在我身后，我已经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了，只知道上尉先生拜托我照顾这个孩子。
日本人的军刀在我恍惚的时候插进了我的右腿里。脑袋里突然一片空白，我依然重复着用刀来防御的动作。
我分不清遥远还是近在咫尺，也分不清了虚幻和真实。腿上的伤让我一瞬间几乎疼晕过去。我在做什么？我麻木地问自己。
突然我被一直强有力的手抓住了。史密斯上尉拖着我很快地向后撤退。我才发觉原来日本人的攻势已经被渐渐减退。我的腿很软，走不动路，那把日本军用匕首还插在我的腿上。
“琼斯下士！”上尉先生在我耳边吼叫着。“走啊！你还要守护这里和这个国家啊！”

“他原本属于这里。”
“守护这里的义务。”

布拉金斯基的话和耀的脸再次重现。
我抓紧了上尉先生的手，强忍着腿上那该死的疼痛。向机场的方向跑过去。
日本人的敢死队冒着密集的炮弹网冲上来，我拼了命地跑，但是敢死队的疯子用尽他们像苍蝇一样肮脏人生的最后精力，向我们扔了手榴弹。

然后是整个世界的轰鸣。

支援的飞行编队在那最后的时刻来到了这里，驱逐这令人作呕的日本人。
“让那些天杀的日本佬下地狱去吧！美利坚万——”上尉先生拼命地喊。

这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我所能做的，只有把萨姆和上尉先生向前推去。手榴弹近在咫尺的爆炸像极了死亡的钟声。
那时候的我也是在守护这一切了。

我早已不记得自己怎么逃出来又怎样躺在病床上听着外面战争的嚎叫了。日复一日，战地医生告诉我我的右腿已经瘸了。而我对这个消息已经失去了感慨的心情。

我无法将那个人从我的脑海里移出，我躺在机场旁的战地医院，除了望着天空和来往的医生护士还有被抬进来的伤员。我无事可做，我的脑海里，疯了一样的回想战争之前的种种，回想他在我身边做完爱之后互相拥抱，回想我和他和万尼亚在酒吧里吵架最后笑成一团。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我都麻木地找不到自己了，而我只能想起他。

热带小岛的天空，是闷热和迷惘组成的蓝色。

TBC